（云南 普洱 665000）薛敬梅
【摘要】普洱民族团结盟誓是新中国国家政权与地方族群在互动关系中以盟誓为纽带实现话语同构的典型。在誓言中全面表述了“民族团结”的内在意义和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它对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盟誓 民族团结 话语同构
盟誓与制度礼仪、目标认同、秩序建构、信仰支持、文化心理等有着紧密联系，中国历史上，盟誓是解决族群内部和外部冲突纠纷，调适族群关系，表达族群意志，规范人们行为实践，强化共同目标追求，振奋精神斗志的重要方式。直到今天，重誓践诺作为人们对自我内在人格和族性品质的选择和定义，仍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深刻影响和积极作用。盟誓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民族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危机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为我们在现实社会中解决国家归属感的离散和族群内部关系日益松散所导致的孤独封闭提供了新的启示。把盟誓及相关仪式作为一个呈现和表达文化行为的文本样式解读，可以发现盟誓这一文化载体内蕴含的丰富信息和巨大的话语容量。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和表述方式，盟誓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其内在的历史记忆、观念系统、价值信仰等构成的地方性知识，是族群文化资本和认同资源的载体，盟誓作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记忆和族际关系的重要文化表述，一种具有公众性、建构性的认同资源，是一种能够充分实现“族群表述（ethnic representation）”和 “族群叙事（ethnic narrative）”功能的文化实践。
一、“盟誓”是多重话语的表述与同构
1950年12月27日，在中共普洱地委领导下，举行了“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全区有15个县26个民族代表300余人出席，其中包括到北京参加国庆周年观礼回来的代表。会议最后一天，也就是1951年元旦，在宁洱红场召开千人大会，按照佤族传统习俗，各民族代表歃血为盟、剽牛盟誓，并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块“民族团结誓词碑”。 碑刻上盟誓的签名者一共是48位，代表普洱的26个民（国家未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碑文是用汉文、傣文、拉祜文镌刻。盟誓达成了边疆各族对党和国家的拥护、族群关系的和谐及目标愿景的共同追求，它充满了挑战和选择，是勇气、智慧和文化的碰撞。他们发出的誓言被永久地镌刻在石碑上：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1]
此次盟誓见证了新中国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的平等和对新中国的认同归属的情感，实现了边疆（地方）和中央（国家）的话语同构，成为新中国政权在天安门城楼上书写的“中华人民各民族团结起来”的现实写照。其间交织着民间和族群的仪式借用、国家符号的嵌入、国家意志和地方民间权利的共同诉求表达、民间和国家的“共同在场”等话语，作为难得的样本对我们解读场域空间、仪式内涵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誓言只是短短几句话，却充分表达边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渴望民族团结和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间接记载了边疆各族对国家概念的认识逐渐清晰自觉的过程，民族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双重建构的过程。它镌刻下的是新中国边疆民族工作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长期艰苦的工作民族来之不易的成果，是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一次大胆实践和成功经验。它以严肃的会议组织，开放的广场空间，神圣庄严的剽牛歃血盟誓签字立碑方式，大众参与的广场歌舞欢庆等一系列仪式规程记录了这一历史的场景，成为云南边疆民族团结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代表和象征着西南边疆的各民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不再“缺位”和“失语”，在新中国获得了平等的文化身份、国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真正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实现了在党和国家领导下的平等和团结。在短时间内最大可能地结束了长期以来由于中央政府的歧视和边缘化导致的怀疑和疏理，产生了对国家和政府的归属和认同。
徐新建先生在《西南研究论》中指出：西南既是一个地地域概念，又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文化概念。[2]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新中国民族国家国家意识的构建与历史主体的塑造在西南边疆有着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需要新的精神秩序重建，需要各族人民对新的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了解拥护。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不平等政策，这一地区较为封闭落后，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压迫造成民族间严重的隔阂和不平等，相互间的械斗仇杀乃至战争经常发生，导致各民族之间的分裂和对汉族的不信任。所谓：石头不能做枕头，汉族不能交朋友。当时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普洱专区（内7县、边8县，含普洱市、今西双版纳和临沧的部分地区），生活着佤、傣、哈尼、拉祜等许多跨境民族，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各族百姓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怀疑和恐惧，土司头人的影响超过政府，逃到境外的国民党蒋军残部盘踞在边境一带和境外特务组织勾结，经常进行武装窜扰和各种破坏活动。因此，普洱专区的民族工作成为当时云南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
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古滇人：“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历史上各族盟誓的例子很多，今天我们仍可以找到很多盟誓的遗址（物）和记载。如西藏大昭寺门口的唐蕃会盟碑，藏于云南曲靖一中的滇东三十七部与大理段氏结盟的《石城盟誓碑》，于昆明东北嵩明县城被当地百姓传说为诸葛亮与孟获“永世修好”结盟地的“古盟台”,存于云南临沧沧源的佤族17王盟誓碑，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的“诅盟场面铜贮贝器”……，还有很多有文字记载的盟誓，如大理国与唐王朝的点苍山盟誓等。此外，各少数民族万物有灵的信仰习俗，使得盟誓内在的神圣性得到各族的共同敬畏。剽牛盟誓是佤族在重大活动中采用的仪式，它立足于佤族的传统信仰，是佤族对内凝聚和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佤族主要居住在中缅边境一线，历史上阿佤山各民族曾经多次抵抗外来侵略，盟誓传统和文化精神也就在抵御外辱和团结国内兄弟民族的过程中得到了继承发扬和集中体现。其中的“班洪抗英”就是继承佤族盟誓文化以反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典型。因而在普洱地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上，与会的各族代表们共同认可了以佤族剽牛的方式举行团结盟誓。
“盟誓”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多重话语的同构，其突破族群边界的“整合性”特点，使有着不同的信仰观念(beliefs)和身份的人们通过共享一个仪式实践(ritual practices)，实现了国家话语对地方话语的植入，使国家权力与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民众的生活和情感世界。盟誓顺应了当时各族民众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使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话语以传统信仰下“神圣法律”的仪式规程方式获得了合法性。从而为表达各族同胞对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归属和认同的信念决心，影响带动更多的民众跟着党走，让民众认识到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国家形象，固化民族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延续建立的友好情感找到了为各族民众所认同的方式。
二、“盟誓”话语解读
任何种类的盟誓，其盟约的指向、目的、意义和价值都集中在誓词中，对誓词文本的深入可以发掘探寻其话语表述的完整意义所在，民族团结盟誓的每一句誓言都包含了深刻的意义：
“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这是对盟誓“在场”主体的强调，表明了当地多民族聚居和文化多元的格局，也认可了族群边界的存在。盟誓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地方各民族代表，国家形象、国家权力和国家符号让位给民间传统，以“悬搁”的状态存在。“代表”在这里指明了参与盟誓者的身份极其象征意义，代表们绝大多数是各族的头人长老，他们作为具有不同族群身份的精英，在盟誓中成为各族的代言，其身份具有族群感召和影响力。因为“各族土司头人既是民族的统治者，又是民族和部落斗争中的领袖人物”[3]
“各族同胞”谓之一母所生之兄弟姐妹。这一称谓标志着族际关系地位的平等，是“中华民族”的另一种表述，是对长期以来华夏中心对西南各族群排斥诋毁贬低态度和旧中国长期抹杀非汉民族的中华同源，渲染民族等级的“五族共和”，汉族独尊等观念的的一种矫正，从而改写了长期以来对“南蛮”“四夷”的排斥和区分。“由被排斥在华夏资源体系之外的‘蛮夷’，成为中国资源体系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同胞，这样的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确深具意义”[4](P221)，是对原有等级分化的瓦解和新的身份关系、秩序的确立。
“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 ：此语强调了盟誓的仪式特征，表达了对神灵的献祭，“剽牛”意味着重盟，因为“牛为重礼，是祭祀首选”[5]（P50）“杀牲乃是一种誓诅，表示不遵誓言，将如所杀牲畜一样死去”[5]（P39）。盟誓的内容因而获得神圣支撑并产生巨大的凝聚力、约束离和认同感。在团结话语整合下，各种权力和资源被争取纳入到国家认同和国族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并在信仰的支持下通过仪式得到神灵的见证应诺，建构起新的历史记忆，并对盟誓约定的“话语”践行产生内在的敬畏制约。“在任何情况下，权力的实施都需要正当化与合法化。”[6]“咒水”表达了参盟者愿以生命灾祸为违盟代价的勇气，同时也表达了对自我精神道德的挑战。这样的仪式使权力与信仰之间形成强固的关联结构，同时也表现为一种策略性实践逻辑，国家权力让位给民间信仰，让其通过一套象征符号表达自己的统治意志和“象征权力”，实现对特定区域民众的凝聚和地方历史的书写。 “当一个文本被植入于一个新的语境中时，至少会在其形式、功能或意义的一些方面发生变化，而再语境化则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文本以往的诸种情境中携带了什么，在新的语境中它又要求何种新生的形式、功能和意义。”[7]
“一心一德，团结到底”这是誓词中最核心的话语，它表达了团结的信念和决心，这是毫无保留的团结，是彻底永久性的团结，是不含任何功利杂念的团结。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题词，是宣言，是号召，更是新中国国家治理的方略，是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首要。
“在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疏通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的提法及实施是一现种历史性转变。它不仅标志着新中国民族政策在边疆的延伸，而且彰显了西南族群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内的新型地位。在此之前，无论是大清帝国宣言的‘五族共和’观还是中华民国提出的‘民族合一’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态度都是排斥的。”[8]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怀柔政策虽然使云南边疆各民族对华夏中国有着一定的历史认同和归属感，茶马古道的经济文化往来进一步强化了边疆各族与内地乃至中央的较为紧密的了解联系。但长期以来新边疆各族与国家处于依附又相对独立的松散状态，边疆族群在遥想自我在“邦国”之间关系是常把自己作为一个主体放在边缘位置。尤其经过长期战争内乱后，他们对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虽然表现出表面的服从，事实上却是观望、游离乃至反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是对团结的补充和限定，它表达了边疆各族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拥护，是新中国国族建构得到认同实现的昭告。对边疆以部落联盟为主的少数民族而言，不同执政党和中央政权的更替并不影响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仍然是中国，是汉人为主的政权。因此，在团结誓词中旗帜鲜明地表达跟随共产党的领导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形象是需要认识和建构的，没有感性的接触，具体的感受，空洞的表达和说教是没有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相应的实践成效，大批访问团、工作队从中央和内地来到边疆，深入边远山区宣传走访，为各族带来了党的政策和温暖。此外，国庆观礼对加深边疆各族对新中国“大家庭”和“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了解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观礼”是建国初期由中央人民政府特别组织全国各族代表到北京现场观看国庆的纪念活动。1950年新中国建国一周年华诞的观礼，全国41种民族代表159人，西南各族代表团代表66人，仅普洱专区参加观礼的代表就达35人之多。观礼结束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和国家领导人还多次接见观礼团代表。国庆活动及归途中的天津、上海、重庆等地访问成为边疆各族代表了解新中国的重要的窗口，观礼团的代表们带着自己族人的目光，在新中国的时代气象和风貌中，突破了原有的偏见和有限的乡土知识，通过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在真诚的尊重和礼遇中融入了自己的国家，曾经的被边缘和自我封闭被打破，族群自我意识的片面扩张和对他者的警惕，对新中国政府和汉族的敌意、猜疑和无知在现实中得到矫正。他们知道自己的族群在国家这个“大家庭”中不再“缺位”和“失语”，在新中国获得了平等的文化身份、国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真正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祖国的辽阔伟大，各族同胞的亲密共处，他们感受到自我地位的提升和情感上认同的欢欣，继而产生了对平等团结的族群关系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观礼在短时间内消解了长期以来旧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歧视和边缘化导致的怀疑和疏离，各族代表产生了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归属和认同，发出了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的团结心声。这样的“团结”不是小团体、小利益、小圈子、小部落的聚合，是在党和国家感召震撼下的拥戴凝聚。
“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 边缘族群心理上需要国家的归属感，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民族团结首要解决的是认同归属和一体感的问题。普洱民族团结盟誓是对归属感的重新认定，对民族聚居区可持续和谐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继承价值和意义。“大家庭”极为朴素的表达，突显宏大叙事对平民日常话语的让位。 誓言盟辞中突出的是平等、友好、一体和共同的愿景，而“大家庭”则是对“国家”的另一种借用。没有物质利益的诉求和依附，也没有元话语下对个体族群的消解和遮蔽，国家权力、社会资源、民众感情等被聚集和整合在“团结”、“兄弟”、“大家庭”等话语中，传统话语在新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盟誓让他们走进了国家话语表述的“正式文本”，重塑了他们的政治观，形象化了他们的国家概念，明晰了族群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梦想。二十六兄弟民族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大家庭三个主体通过民族团结大家庭这个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现实和未来的图景。
最后的“此誓”两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是对盟约誓言的再次强调——此誓不可违！誓言不仅靠神灵监督，更是以自我人格的信义考验作为内在的支撑，它是对人的社会存在和精神价值的综合考量，古人云：人无信则不立。认为言而无信不仅会受到世人的不耻谴责乃至习惯法的处罚，还会遭到神灵的惩戒，祸及自己，家人，乃至子孙。身体财富和人格等都会受到伤害，因此，“誓言”是用生命践行的言语，是必须得到兑现的庄重诺言。它包含了从神灵信仰到文化自觉，从传统习俗到自我价值选择精神皈依，从神灵世界的小我到自我主体生命意识的高扬。参盟48位各族代表分别用汉字、傣文和拉祜文庄重签名，这段誓言和签名以勒石刻碑的方式永久记录下来，碑刻保存在今普洱市宁洱县的“民族团结纪念园”内成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不朽书写。
三、历史影响与话语实践
任何一种盟誓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并实现其价值。团结盟誓作为一个官方和民间互动的文本，营造出巨大精神张力和文化感召力的精神空间，它通过信仰和传统的方式，以情感为纽带，实现了国家认同和和谐民族关系的建构，这无疑为当时艰难的群众工作和民族工作创造了一个契机和突破，为精神秩序和情感的内在统一指明了方向。盟誓者和他们身后的族群成为新中国和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他们中的李保、岩火龙等成为践盟守信的典范，誓言成为他们可以牺牲个体生命捍卫的庄严承诺。“人们宁愿冒生命危险，放弃自己的爱，舍弃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思想，为的就是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与群体协调一致，由此获得一种哪怕是想象的身份感。”[9]盟誓传统内在的精神价值、情感依归、话语方式和文化空间成为宝贵的资源，为维护边疆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对党和祖国的向心力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和保证。
从此，这一地区的各族人们一直以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同胞”、“团结”、“跟党走“大家庭”等盟约话语的践行，通过各种方式强化着历史并书写着新的社会记忆，今天，践誓守约，信义为先成为各族民众共同的价值理想行为准则，“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把是否守信重约看作是人的格调高下的分水岭。由誓约看人品，可以作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在誓约的执行过程中，一种道德精神成长起来了。”[5]（前言）普洱民族团结诗词碑纪念园中石碑上的盟辞成为镌刻在人们的心碑的不朽誓言，成为边疆各族对党和国家忠诚的情感依托和各族团结一心的信念支持。六十多年的岁月里，尽管由于一些时代政治风云变幻导致了很多问题乃至错误，波及影响到边疆各族，但却没有动摇过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归属。民族团结盟誓成为普洱地区官方和民众所自豪并不断通过行为话语实践加以强化、传播的历史记忆。“团结”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实践，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南国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的确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人们的”解放“。贯彻民族平等政策与民族自治，以及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如此将过去狭隘之华夏概念所造成的‘边缘’，调整为一个国族下之整体资源共享体系，以人类生态来说，这应是两千年来华夏及边缘发展中最具积极意义的一面。”[4](P258)如此，通过盟誓文化研究，我们看到了边疆多民族聚集区的新型民族关系建构在国家稳定和边境安全中的意义，发现地方性知识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民族关系、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的确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任何事情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民族团结盟誓的历史成果如何在国际国内新式不断变迁中得到巩固和深化，在新的形式下，中国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的现代表述会更为复杂，不断出现的问题需要我们的智慧胆略去寻求解决的渠道和方式，从这个意义而言，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是长久而深远的。
注释：
[1]民族团结诗词碑史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徐新建.西南研究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3-4).
[3]黄桂枢，论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J].民族研究，1994，（6）.
[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21)，(258).
[5]田兆元.盟誓史[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50)、(39)、(前言).
[6][美]戴维·斯沃茨，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5）.
[7][美]理查德.鲍曼，杨丽慧，安德明译.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2.
[8]徐新建.[J].民间仪式与作家书写的双重并轨.民族文学研究，2012,（4）.
[9]（美）弗洛姆，冯川等译.弗洛姆文集[M]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50）.
薛敬梅（1968——）女，汉族，云南思茅人，普洱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与地方文化。
本文为2011年度教育部基金项目《盟誓文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关系研究》，批准号：11YJA850024和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盟誓文化中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观念研究--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例，批准号：HZ201112） 阶段成果。
发表于《普洱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编辑：李敏娜
